从5月8日海南万宁小学校长性侵案到5月27日，短短的二十天全国就发生了8起性侵案。性侵案件的频繁发生，只是简单的用道德败坏、性变态恐怕无法进行概括，面对一个底线已经残破的社会，如何才能够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增强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让少年免于受到侵害，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从贵州习水的性侵幼女案，到浙江永康官员“嫖宿”未成年女学生；从前不久海南万宁的小学校长性侵女学生，到刚刚被曝光的河南桐柏县小学教师涉嫌猥亵多名女童案，我们可以谴责这些政府官员、小学校长和老师们的无耻，可以呼吁法律以“强奸幼女罪”而不是“嫖宿幼女罪”来加大对他们惩罚。但梳理这些案件背后所透出的女童生存状态，无疑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性。重庆市沙坪坝区检察院的分析报告似乎在告诉我们：性侵案中，有时候“隔壁单身大叔”、“自己的校长和老师”比“陌生人”更危险、更难防范。如果说“陌生人社会”加剧了社会信任的流失，那么“熟人作案”则用冰冷的亲情、伦理等，控诉着熟人间的信任一旦丧失，其结果将是多么可怕。

    近年来，未成年人性侵案出现多领域、多场合结合的特点，如老师、校长性侵留守女生案，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和农村，留守儿童遭遇“隔壁单身大叔”侵害的情况比城市更多，被害人又多为8至11岁的学龄女童。

    而不少性侵幼女案的被曝光，都是缘于偶然因素，比如前不久安徽潜山一名小学校长性侵9名女童，即是回乡探亲的网友在互动游戏中偶然得知的惊天“秘密”；而河南桐柏县小学教师涉嫌猥亵多名女童案也是凑巧被外班一男生看见才得以事发。因而，如何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增加性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教育，让孩子懂得保护自己，懂得防范“隔壁单身大叔”，也不容忽视。

    不管如何，要斩断伸向女童的魔爪，在重建城乡二元分裂的社会结构、加大性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教育之外，最重要的是给孩子营造一个安全成长的社会环境。孩子本就是弱势群体，本就需要社会保护，让他们来承担识别“隔壁单身大叔”和校长、老师的恶意，这对社会来说，是否也是一种失责呢？